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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凤凰古城的开发里没有文化

更新:2013-06-17 12:16:14      编辑:李露倩

 联合国对文化遗产只有两个概念:“保护”和“利用” 没有“开发”

  “今天是第八个“文化遗产日”。今年也是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十周年。从“非遗”概念正式确定迄今为止,中国入围世界级“非遗”名录的项目达到了37项,遥遥领先于他国;文化部已经公布了1219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国家级传承人也达到了1986人。回顾十年得失,冯骥才总结:保护体系基本建立,城镇化成最大挑战。”

  村落减少90万

  城镇化挑战传承

  问:您如何评价“非遗”十年的得与失?

  答:现在,中国大地上有什么文化遗产,我们已经做到心有底数。基本完成了一个保护体系。第一,人大通过了《非遗法》;第二,国家有“非遗”名录,等于国家有了文化遗产的账本;第三,有了传承人保护措施;第四,有了文化遗产日,重要的传统节日放假。此外,各地有了一大批民间文化的博物馆。另外,知识界经过十年的努力,基本有了初步“非遗”保护的理论,很多大学有“非遗”的研究机构。现在我自己就带8个博士生,玩命培养年轻人。

  但现在问题仍然不少,一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太多太分散,韩国的“非遗”才100多项,我们现在是几千项,我们有56个民族,文化板块众多。其次,我们的大部分文化遗产在村落,现在城镇化飞快发展,村子合并了,农民迁到城里去了,很多文化遗产就得而复失了。很多农民本来是传承人,他出来打工或者在城镇生活,这条线索就断了。

  从2000年到2010年,10年内我国村落减少了90万个,很多村落都有悠久的历史,可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村落史,还没来得及打开这本书的时候,这些村落已经消失了,我们失去什么也不知道。

口头文学消失得最快

  商业化政绩化最伤人

  问:文化政绩观导致的重“申请”轻“保护”,很多人对此很忧心,您呢?

  答:很多地方政府把“非遗”申请作为一个政绩,一旦进入名录,反而没人管了。一些官员把一切东西跟政绩挂钩,如果挂不上钩就一点兴趣也没有。所有“非遗”中消失最快的就是口头文学。因为民间故事、民间传说这些口头文学绝对跟官员政绩挂不上钩。传统手艺、民族服装、表演这些还能带来一些旅游的看客,但民间传说不行。

  一个项目进入“非遗”以后,含金量和知名度都增加了,很多人会动手去开发它,但开发以后,又给它过大的经济负荷,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本来“非遗”就是很脆弱的,比如说做皮影,手工做一天也就做3个,现在一天弄30个,只能拿机器压。现在很多皮影、剪纸都用机器压,年画也改成拿机器印了,把手工文明变成工业文明,这就不是文化遗产了。

  文化政绩化、文化商业化是“非遗”保护面临的两个致命问题。

  莎翁故居受震动 凤凰古城没文化

  问:这一方面有没有先进的经验可以借鉴?

  答:我在爱丁堡的时候,到莎士比亚故居参观,吓了一跳。他死了五百多年了,但出生证明都还在,旁边的肉铺、米店、桥都没变,都铎式建筑都在,木头的,地板踩上去还嘎吱嘎吱响。到屋里参观,有两个女人就在里面生活,穿当时的衣服,在那里弄毛线,走来走去,人多的时候,忽然就停下来站在那里念一段莎士比亚的台词,来这里参观的游客很多,但你不觉得她们是在表演,很自然,连院子里的花都是他剧本里的花,认真到这种程度。

  但我们的开发里没有文化,比如说凤凰古城,晚上8点以后,迪斯科震得我在旅馆里都呆不住,街道两边都是卖东西的,整个就是苗族用品超市,凤凰城里人山人海全是卖东西的,你说这跟村落还有什么关系?沈从文故居完全淹没在里面了,这些地方在国外是要朝圣的地方。

  联合国对文化遗产有两个概念:保护和利用,是利用,不是开发。“开发”是我们的词儿,为的是经济利益;“利用”是通过它获得一定的收益,同时又传播它。

  问:您曾经说过《非遗法》出台这么多年,但从来没有执行过一个案例。

  答:没有案例,说明法律只是一纸空文。不过有了法,大家就有了文化遗产的概念。倒退若干年,恐怕好多人都不知道“非遗”。现在,文化遗产全社会关注,一个地方要拆历史街区,媒体也好,民众也好,真有好多人是真着急,这跟十几年前不一样。多年前崔永元找我做节目,关于保护天津老城和步行街的,一些文人都不理解,笑话我。当时刘心武还跟我争,说现在的东西500年后也是文物。张贤亮说,冯骥才你也太奢侈了,农民吃还吃不饱,还考虑什么砖雕啊?但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不过,所谓“明白”很多时候是因为要开发旅游结果发现没东西了。

  专家储备不足 未来十年会更难

  问:除了官员的政绩观要改变,您觉得知识界给力吗?

  答:我们没有足够的专家,日本和韩国每一项文化遗产都有相应的专家,甚至一个项目他们都要出刊物,搞研究,每一个小东西都要做记录。我们基本上是评完就没人管了。现在物欲的诱惑太大,但保护文化遗产的事情需要很大的付出,要到第一线去,所以我们没有足够的学者来支撑。老一代的学者岁数大了,下不去了,年轻一代的学者,又起不来。很多大学关注的是怎么能拿到国家的基金和项目,踏踏实实下去做的人很少,理论和实践脱节。

  问:“非遗”保护下一个十年有何展望?

  答:下一个十年,是更费劲的十年,因为它又隔了半代人,70后起来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感情跟老的人不一样。不过也难说,我在美国看印第安人驻留地,老一代人反而对印第安的东西没兴趣,但那些大学生一放假都回来,到处搜集他们祖上留的东西,而且还在自己村子里做一个博物馆,比老一辈反倒有这个意识。但我们这里是,一旦列入“非遗”名录,官员觉得跟他的关系也不大了;想搞开发挣钱的,发现开发文化遗产也不会有太大的效益。未来十年是很难的,很多东西慢慢就要死亡了。文/记者 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