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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希霆、齐骥:新型城镇化的文化路径

更新:2013-08-05 17:28:00   来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年第7期(总第204期)   编辑:ici
 
     【内容摘要】新型城镇化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举措,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持文化的传承、文脉的延续和历史的记忆,将成为不容回避的文化命题。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灵魂,是新型城镇化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城市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城市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在新型城镇化狂飙突进的洪流中,必须切实坚守“关注城市遗产”、“关照城市美学”、“关怀城市公民”的城市文化使命。以根植文化自觉为灵魂,以凝练文化特色为驱动,以优化城市结构为导向,注重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人文关怀融合互动,强调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和谐共生,探索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文化发展之路。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文化路径;文化诉求;文化使命;文化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举措。新型城镇化战略对现阶段我国城市向“重质量、集约化、生态化”的转型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型城镇化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也将是改革开放以来再一次攻坚克难、继往开来的历史性跨越。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契合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将必须面对当前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直面一系列困难和挑战。近年来,尽管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日益深化,市场经济日趋成熟,城市群空间结构不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和市场资源配置方向,逐步演绎出愈加丰富的形态和模式,但是城镇化过程中的文化构建,却常常被城镇化的速度和产业发展的效率所湮没。在新型城镇化高速推进的时代进程中,如何保持文化的传承、文脉的延续和历史的记忆,是不容回避的文化命题。
        一、新型城镇化的文化诉求
       城市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主要集聚地和传承平台。人类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城市的诞生。而人类文明的主要成果多是依托城市而孕育创造的。人类正是通过聚落于城市传承并涵养着古往今来包括思想、文化、艺术、经济、政治及市民生活等丰富的文明积淀。直到今天,大多数文化悠久的城市依然能够看到不同历史年代人类文明演进的文化烙印,感知到传续在城市文脉中不同民族的文化基因。城市的深层内涵是其精神特质,而城市独特的气质和风格正是通过文化塑造形成,文化正成为城市更新、永续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与生命,是城市的核心、实力和形象;城市是文化的凝结与积淀,是文化的容器[①]、载体和舞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由过去片面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重点,真正使城镇空间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宜居宜业宜游的人文家园。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由产业结构非农化引发生产要素流动和集中,原来农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逐渐与城市接轨,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预言:“美国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镇化,将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作为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特别是在我国,这种新型城镇化态势正快速由沿海向中西部蔓延,发展势头迅猛。而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正不断涌现出一系列问题,诸如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不平衡,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与成本加大的不平衡以及城镇化的数量与经济发展的质量的不平衡等。此外,由于对城镇化率增长的盲目追崇,城镇化常常呈现出“离土不离乡”和“进厂不进城”状态,“半城镇化”或“空心城镇化”等一系列弊病随之涌现。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集合体,其发展是系统化、综合化、可持续和不间断的发展过程,因此,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面貌的改善,农民身份的转变,更是现代城镇与传统城镇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的根本性变化。
        新型城镇化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互促共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个性鲜明的城镇化。”[②]其实质是人口和生产要素的集中过程。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的进程中,文化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却是不容忽视的关键性因素。文化能够以无形的意识、无形的观念,深刻影响并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灵魂和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城市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城市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正是因为文化的觉醒对于一个民族的传承、沿袭和发展具有核心作用和关键意义,新型城镇化对城乡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传承、文脉的延续和历史的记忆提出了新的使命和要求,如何以文化自觉推动城市化进程,以特色文化资源的市场化与资本化进程驱动特色文化市镇的形成,是新型城镇化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二、新型城镇化的文化使命
     (一)关注城市遗产
        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人创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③],人类在缔造钢筋水泥的城市的同时也塑造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城市是人类所创造的最美妙、最高级、最复杂、最深刻、最典型的产物,它展现了人类所有的成就与失败。而每一个城市也因有着历史、地理、人文等诸多因素而使自己的城市拥有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性格与面貌。因为城市,人类的文化遗产得以代代相传。“遗产城市”即是城市在历史长河中记忆的延续、文化的传承。以“遗产城市”的维度规划城市文化产业布局,核心是盘活历史遗存,寻找遗产发展的城市空间,利用遗址营造城市文化境遇。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就是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的形成和发展往往依存于城市的遗产。从这一维度看,遗产城市是由经济与政治、自然生态与人文社会结合而成的复合型系统。城市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和文化生产力的发展速率有着密切的联系。“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④]人类注定难以跳出传统的藩篱。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首先是一个宝库,它蓄积着可能成为人们依恋对象的历史文化宝藏。历史文化遗产最本质的意义是对人类所作事情的记忆,历史文化遗产正是通过恢复人类过去的记忆而服务于今天和未来的。如果一个城市的文化遗存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无法充分协调,将导致城市文脉的断裂,从而陷入“千城一面”的怪圈,失去城市的个性和特色,那么也就难以成为一个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城市,自然无法有效地与世界展开对话。
        文化遗产资源是一个城市最为宝贵、最为独特的文化优势。在“城市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创新的过程中要“利用文化遗产提供的多种机会,但同时也要尊重遗产的伦理价值。”[⑤]《建筑遗产的欧洲宪章》中特别强调了“建筑遗产是‘人类记忆’的重要部分,它提供了一个均衡和完美生活所不能或缺的环境条件”。其后的《华盛顿宪章》指出:“为了更加卓有成效,对历史城镇和其他历史城区的保护应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的完整组成部分,并列入各级城市和地区规划。”[⑥]这也充分表明,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不仅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文化产业规划重要的元素和构件。以“遗产城市”的笔触发现城市之美,可以更加有效地寻找到城市文化产业开发的文化肌理。世界城市旧城改造与新城开发的实践与经验进一步表明,“没有任何新建景观的历史城市,尽管传统厚重,但看上去更像是死气沉沉的历史断片。没有任何历史遗迹的新兴城市,尽管充满活力,但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底蕴。一座城市不能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它还应保存一系列重要的历史遗迹,这才是一座城市看得见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城市可以触摸的灵魂,具有无可替代的珍贵文物价值,包含了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可以抚慰人们的心灵。”[⑦]因此,以“遗产城市”作为城市传承文化基因、延续历史文脉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不但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保留了城市底色,而且提供了城市更新的文化模式。
      (二)关照城市美学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认为最理想的公民数字是5040人,他限定他理想城市的人数[⑧],是要让他发表演说的声音能够被直接听到——他或许不知道,在今天只用一个喇叭(更不用说麦克风、电话、收音机、电视机、网络和新媒体),就可以让自己的声音传遍千家万户。而托马斯•莫尔为其乌托邦首都所作的规划涉及环境、社会等诸多因素,即便这样,依然没能预见到蒸汽机车、铁路等带给城市和社会的影响。即使最有眼光的梦想家也不能超越彼时知识局限。因此,城市这个伟大的文明产物总是有些部分是值得为未来而保留的,这亦是城市美学的使命所在。美学来源于城市生活,后者是前者的土壤。“美学城市”是人类赋予城市更加宜居、更加美丽、更加富有情愫的瞩望。以“美学城市”的观念观望城市,着手进行城镇化顶层设计,才能使城市更加以人为本。诗人纳乔姆•希克梅曾经深情说道:“人的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永远不会忘记,这就是母亲的脸庞和城市的面貌。”[⑨]城市是人类诗意的栖居地,独具特色的城市精神和品质是人类幸福生活的根基。当前世界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世界城市化规律表明,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后,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中国正在进入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对城市内涵式发展的要求将越来越高。
        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工业化“塑造了一个以机械代表自然,物性代替人性的单个、杂乱、不和谐的环境,使得城市环境受到工业废气、废水、噪音、尘烟的污染。因而在世界上出现了改变污秽环境的‘自然主义’思潮。于是很多公园式宅园、公园型城市纷纷出现,使得居民生活在环境幽雅的城市景观中。”[⑩]因此,在经历上个世纪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国家中,相继诞生了早期的建筑美学、城市景观和城市设计等经典理论。从“异化”理论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从工具理性反思,到“大众消费”分析,“美学”与时俱进,而“美学城市”则以客观的角度思考城市化进程中经历的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等诸多问题。通过广义的“设计”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城乡共荣的城市化模式。主张都市与田园交融、工业与农业和睦,发展有机、有根、有情的“审美城市”。
       “美学城市”是对未来城市的一种预见。全球化经济和互联网世界改变了人与人、人与机器的交互方式,网络在改变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传播、交通、娱乐等行为,智慧城市正在形成。“美学城市”还代表一种不带功利性的反思,城市艺术家“闲逛”,是艺术创造的原动力之一。[11]新型城镇化的过程本身便是一个美学融入城市、审美方式改变城乡生活方式的过程,“美学城市”标榜着一种城镇化的发展理念,标榜着市民与城市在历史文化个性与其走向现代化、国际化过程中的共性、和谐与梦想。以“美学城市”为文化关照,新型城镇化建设应当更多的融入审美文化与审美精神,而审美的要素、经验和认知也将让城市规划和建设更加以人为本。
      (三)关怀城市公民
        城界的消失和城乡统筹一直伴随着城市发展进程,“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城市作为一个“集中性”的人类社会,是全球文化演绎和世界要素推演过程中,形成的新空间。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正是寻求城乡文化认同,实现公民理想身份,消弭人们心灵距离的过程。
         新经济地理视角下的城市,是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的某个空间范围。在这一范围内的区域要素集聚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城市群的整个区域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上,中心区域在最初的匀质区域中,通过吸纳人口和各种经济活动,促进自身发展和影响周围地区发展,产生了围绕中心布局的增长极。第二是城市系统层面,城市作为经济的空间载体,城市内部的群体之间相互联系并发生作用。第三是城市内部的人群因为产业分工与合作以及因为城市生活与生产融合而发生作用产生的集聚,这也是城镇化的最本质的集聚。关注城市公民的文化境况,本质便是关注城镇空间的发展质量和城镇化的本质诉求。
       “治大国若烹小鲜”,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对城市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文化关怀的主体是公民,公民文化的内容包括公民的民主、法制、道德意识,生产、生活、行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区建筑面积的扩大,基础设施的完备,楼盘的林立等“硬指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村民”向“市民”转化过程中的“软实力”问题,新型城镇化不仅要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财税政策的调整,更要关注文化民生,重视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普适化、大众化,从而以文化关怀驱动城镇化,实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现代化。
        三、新型城镇化的文化路径
      (一)以根植文化自觉为灵魂
        文化自觉是城镇化的根基,是城镇化过程中人的内在精神动力,代表了城镇化过程中的软实力。文化担负着凝聚共识、强化认同、调控秩序、提高素养、重构价值体系的重要使命。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以“包容性增长”为前提,必须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步,必须顺应人民对理想城市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必须注重加强城市公共文化配套建设,注重延续城市文明、提升公民的文化品位、塑造公民文化品格,营造城市文化归属感,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意识,本身具有极强的创造性和开拓性。能够明白自身的过去、现在,知道自身的优劣强弱所在,知道别的文化对自己的补益、针砭作用,能够理性把握自身未来的发展趋向,就会努力去创造未来,开拓未来,更新自身,发展自身。[12]新型城镇化之路必须以文化自觉为思想导向,在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挖掘先进文化基因,传承文化传统,在城市建设扩张中,延续城市文脉,绵延城市记忆,优化城市结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粘合剂,也是族群认同的根基。文化被消解,民族也将失去共同的价值信仰。城镇化是为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需求做出的战略调整,是为创造优化合理的生存空间、消费结构做出的发展布局,城镇化不应该泯灭文化特色、淡化文化传统、消解文化基因,而是在基于文化认同前提下,以文化自觉为内在的精神力量,以文化创造活力激发人们探索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的新城市发展空间的主体行为。
      (二)以凝练文化特色为驱动
        新型城镇化的实质是人口和生产要素的集中过程。它不仅仅是线性的“破旧立新”的发展过程,更是城市文化价值凝练的萃取过程和城市文化特色升华的推演过程。美国历史学家、现任纽约库珀联盟艾文•钱尼建筑学院院长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教授说过“不应该野蛮地以‘现代化’名义对城市进行重塑,而应以负责任的态度对有价值的城市老建筑加以保护,使其成为城市的亮点。”[13]城镇化进程同样如此。我国地域广阔,地形复杂,民族众多,文化传承异彩纷呈。无论是发展经济的方式还是产业培育的模式方面,自然和人文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各地都无法千篇一律,照搬照套。因此,我国城镇化道路必须是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以特色文化资源为基础优势,以市场化经济和现代金融手段为杠杆,打造着力于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要素结构优化的特色文化市镇,是推动城市“产城融合”,实现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的重要路径。
        基于此,注入人文关怀、关注人文精神、融入人文内涵的城镇化,应当以发达的文化产业和配套周全的文化服务为基本要素。就前者而言,发达的文化产业体系是建设国际城市的重要组成,是衡量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主要依据。文化产业在激活城市内在文化要素、刺激消费需求、转变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展示城市风采、提高城市竞争力和美誉度、知名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后者而言,文化设施是营造城市文化环境必不可少的要素,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文化、教育设施及国际性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是评价全球城市的重要标准。
      (三)以优化城市结构为导向
        从当前我国城镇化的现状来看,由于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整体上升且在三次产业中占绝对优势,但是其就业弹性低于产值比重仍然较低的第三产业。显然,这也使得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还缺乏真正的带动力,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还不是很大。[14]文化产业具有的调整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拉动城镇就业等方面的特性,恰好弥补了城镇化的问题与不足。以城镇化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将农民从个体生产和经营体制中解放出来,以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分工与合作,有效提高产业效率;其二,以城镇化促进要素结构的优化,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加强城镇化的“软实力”建设,既要为农民提供生活安置和产业转移的地点,更要为农民提供安置的配套环境与配套政策,消除“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现象,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其三,以城镇化加强需求结构的优化,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提高资本、技术、人才的流通效率,以城镇化进程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为着眼点,以文化自觉为内在精神力量,走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互促共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
       四、结语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沃特·恩道曾经感叹:“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就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15]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通过“反思的现代化”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和“世界主义”的构想,解释当今世界人类文明面临困境的新视角、新理论,并设计了一种引导人类文明走出这一困境的方案。贝克理论给我们的启发是,现在人类已到了必须深刻反思发展方式与现代化追求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的时刻了。同样,中国的快速城市化、现代化,也迫切要求城市建设者深刻反思城市发展给我们带来的负面问题。[16]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其能否承载并实现“中国梦”,关键取决于能否深层次地的实现人文关怀。新型城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本,以注重和提高人的发展与幸福感知为诉求,核心在于给人以迁徙的自由,使其通过诚实劳动在选择的定居点中工作、居住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到保障。倘若没有人文精神的城镇化,“中国梦”将失去载体,倘若没有共享现代城市文明的公民社会的均衡发展,“中国梦”将失去动力。美国城市学家乔尔•科特金在其《全球城市史》的前言中写道:“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始终是他所缔造的城市。城市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具有想象力的恢弘巨作,证明我们具有能够以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能力”。[17]以文化自觉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是以文化为灵魂,以产业为载体,实现产业和城市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是凝练城市文化特色、优化城市产业结构的有效路径,更是建构在“遗产城市”、“美学城市”和“公民城市”基础上,面向全球并具有竞争力的城市更新范式。

      (作者卜希霆系中国传媒大学副研究员;齐骥系中国传媒大学助理研究员、博士)


[①]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的形式与功能”,陈一筠主编《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52页。
[②] 黄亚平、陈瞻、谢来荣:《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异地城镇化的特征及趋势》,《城市发展研究》2011 年第8期,第11页。
[③] [英]约翰•里德著,郝笑丛译:《城市》(所引用的丘吉尔原文是“We shape the houses,then they shape us”),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④] 单霁翔:《关于城市文化的几点思考》,《群言》2007年第6期,第23-26页。
[⑤] 张凌云、刘威:《欧洲文化遗产保护及对中国的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8页。
[⑥] 倪琛:《整体性保护与协调发展——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的几点思考》,《中国建设报》2006年7月28日版。
[⑦] 代迅:《城市景观美学:理论架构与发展前景》,《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173-179页。
[⑧] [英]约翰•里德著,郝笑丛译:《城市》,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355页。
 [⑨]陈李波:《城市美学四题》,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⑩]盖湘涛:《城市景观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页。
[11]杭间:《关于“美学城市”的理解》,《设计中国》2013年5月6日刊发,http://www.design.cn/html/46/n-4646.html,检索日期2013年6月26日。
[12] 参见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15-22页;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文史哲》2003年第3期,第15-23页。
 [13]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语出自其在华东师范大学的题为“现代主义和大都市:从勒·柯布西耶到雷姆·库哈斯的城市困境”演讲。转引自徐颖、严金泉:《对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城市特色危机的思考》,2006年第2期,第14页。
[14]杨文举:《中国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经济经纬》2007年第1期,第78-81页。
[15]联合国人居中心,《城市化的世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转引自叶小文:《城镇化也是双刃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5月6日版,第 1 版。
[16]鲍宗豪:《文明城市:一种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城市化新模式》,《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3期,第5-16页。
 [17]新玉言主编:《国外城镇化——比较研究与经验启示》,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总序1页。